文昌信仰的历史流变研
文昌信仰始于先秦，历经唐宋元的融合发展、明清的长盛不衰，至今，仍在海峡两岸和全球华人文化圈中具有广泛认同。文昌信仰以“弘德”“崇文”“重教”“至孝”为核心，深深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，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共同历史记忆，成为唤醒海内外华人华侨“血浓于水”天然情感，增进守望相助的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。
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七曲山大庙
一、从自然神到人神：
文昌信仰的具象化
自先秦以来，文昌星神在民间一直广受崇拜，多有祀奉。我国先民观象授时，通过星辰位置的变化确定时令的变化，以指导农业生产。星辰观测准确、作物丰收，则为吉；星辰观测失准、作物歉收，则为凶。久而久之，星象被赋予了吉凶的概念，进而被赋予不同的神职，拟人化为星神掌管各类事务。
“文昌”见于《楚辞》，“后文昌使掌行兮，选署众神以并毂”，文昌选署众神、掌领群星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记载，“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：一曰上将，二曰次将，三曰贵相，四曰司命，五曰司中，六曰司禄”，此处文昌，即文昌宫，包括上将、次将、贵相等六颗星。文昌六星与北斗七星相呼应，北斗被喻为帝王，文昌在帝王身侧则为相，六星均有神职，掌管人世的威武、文绪、功名、利禄、伦常、福祸等。特别是第四星司命，因掌管命运福祸，颇受重视。东汉时期，已经出现司命神像，可居家供奉或随身携带。
文昌信仰还与梓潼神有关。梓潼神是梓潼地区所祀地方神，最初有雷神、树神及蛇神的不同传说。两晋以来，梓潼神信仰由自然神流变为人神，并与行善、孝亲、忠诚、英勇等内涵相结合，形象更为真实、具象。
文昌星神崇拜由来已久，而梓潼神最初只是梓潼地方的小神张亚子。宋元时期，二者融合成为现在的文昌神，这个过程与梓潼神的去地方化密切相关。
二、从一隅到全国：
文昌信仰的去地方化
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在统治者的意志和各方势力的推动下，梓潼神不断去地方化，并被成功塑造为文昌帝君，崇奉范围不断扩大、影响日甚。
唐代以来，统治者开始对梓潼神进行赐封，宋代屡屡追封，元朝从官方层面确立文昌祭祀的合法性。唐玄宗追封张亚子为“左丞相”，地方小神张亚子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一定的知名度。两宋时期，宋真宗加封“英显王”、宋高宗加封“英显武烈忠佑广济王”等，梓潼神得到统治者的倡导与赞颂。及至元朝，元仁宗敕封张亚子为“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”，梓潼神成为文昌帝君。
另外，道教对梓潼神进行了由内而外的改造，促成其演化为文昌帝君。道教以传统的天文宇宙观为基础，构建神仙谱系。道教典籍中记载并不断扩大文昌星神“司命”神职，赋予其长生的内涵，后又适应科举制度发展，将其塑造为主宰仕途的神官。同时，由于张亚子得到统治者认可，加封不断，在民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，道教将梓潼神纳入神仙谱系，尊之为“帝君”，“居昊天之佐，齐太乙之尊，位高南极，德被十方”。并将文昌星神的内涵依附于梓潼神张亚子，撰写多种经籍成功塑造出文昌帝君形象。
此外，各类民间传说对张亚子神迹的附会也起到推动作用。张亚子由人成神的过程中，始终伴随着神迹的渲染，一方面寄托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一方面增添了张亚子的“神通广大”，神化形象日益牢固、丰满，民间崇奉更加虔诚。
三、从崇武到尚文：
文昌信仰的理想化
文昌帝君以梓潼神为基础，无论是雷神、蛇神等自然神，还是张亚子、张育等人神，都主要是守护一方平安的武神、战神形象，并不主宰文运，与“文昌”也没有直接联系。因为梓潼神屡显神通，在日常生活中民众常乞求其护佑与帮助，梓潼神被赋予更广泛的职能。
唐宋时期，科举制度的兴起与日臻完善，民众对于科举仕途充满向往，亦把自身前途命运寄托于神灵庇佑。正因如此，各地纷纷崇奉文昌，以期文运亨通。唐代就有关于梓潼神助人科举考试的神迹传说，北宋时期还有举子向梓潼神占卜得失、祈求中举的记载。
道教为适应民众对功名利禄的追求，将地位高、神通大又有“信仰民众基础”的梓潼神吸纳入其神灵体系，并将文昌星神与梓潼神融合，将文昌第三星“贵相理文绪”、第四星“司命主灾咎”、第六星“司禄赏功进士”的职能赋予梓潼神，撰写了一批“文昌”经籍，充分采用“天启”“神谕”等神化文法，如南宋时期关于“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”的说法，顺利将梓潼神塑造为文昌帝君，受天命掌人间文运、功名、利禄。
元仁宗敕封文昌帝君为“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”，从官方层面正式授予其“帝”位，文昌主科举文运的神格也得以完全确立，全国州县庙学兴建文昌阁进行崇奉。此外，还赋予文昌“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”的内涵，文昌形象日趋理想化。以“忠国”为例，基于民间浓厚的文昌信仰氛围，元仁宗希望通过敕封文昌帝君笼络士人及民众。“孝家”，则借文昌帝君宣扬行孝为善，至孝则至德，普及孝道，即可移风易俗、推动社会和睦。至此，文昌神被塑造为主司科举文运，且身具至德、劝善教化的理想化形象。一方面庇佑学子高中、加官晋爵，一方面还注重品德养成，引导士人、民众“弘德”“崇文”“重教”“至孝”，约束规范行为，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。
明清时期，文昌信仰普遍盛行，各地纷纷建起文昌宫、文昌庙、文昌阁,各地学校也倍加供奉。特别是清代，文昌祀典成为国家祀典，嘉庆帝命人在京城地安门外重建文昌帝君庙，认为“帝君主持文运，崇圣辟邪，海内尊奉，与关圣同”，并令各省皆立文昌庙。时至今日，每年农历二月初三梓潼神诞辰，仍有不少地方会举行盛大的“文昌会”。
从自然神到人神、从地方神到普遍信仰神、从武神到主司文运的理想神，文昌信仰衍生出多彩的文昌文化，并在海内外华人圈得到普遍崇奉,影响范围包括朝鲜、日本、东南亚及欧美等地。
清康熙年间，四川提督学道陈瑸深受文昌文化影响，在他署理台湾事务时，将文昌文化带到台湾地区。目前，台湾有近千万文昌信众，有保存完好的文昌宫40余座，另有供奉文昌君神像的宫庙10余座，文昌文化成为连接海峡两岸同胞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的重要精神纽带。近年来，每年农历二月初三，都有台湾信众前往四川绵阳梓潼县参加海峡两岸文昌文化交流活动，共同传承弘扬文昌文化，增进守望相助的民族认同。
[作者分别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，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特聘研究员、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。本文系《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叙事传播能力建设研究》项目（2024GTT-YB02）研究成果]
来源：微言宗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