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明清时期经堂歌的由来
经堂歌始于明代中期，是当时的中国穆斯林学者针对“经文匮乏，学人寥落，既传译之不明，复阐扬之无自”的状况，采用“伊儒会通”的方式，将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融合，创作出的一种“俗言浅义兼白话，愚夫幼蒙易通达”（清·李复真：《穆民劝善歌》）的民间歌谣。
经堂歌是伴随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“以儒诠经”活动的开展而逐渐形成的。当时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（主要是宋明理学）大量吸收与改造了各家概念，以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，把伊斯兰教信仰与儒家纲常伦理相融合，最终实现“伊儒会通”，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学思想体系。
经堂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。当时很多“以儒诠经”的著名学者，如胡登洲、王岱舆、刘智、马德新等，都曾参与经堂歌的创作，目的在于将其思想以通俗化的形式加以传播。经堂歌最初是作为普及伊斯兰教文化知识、教化人心的通俗形式，到清代时，内容越来越丰富，宣讲形式也更加多样，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穆斯林广为接受、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形式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明清时期经堂歌是“以儒诠经”通俗化的表现，可谓是当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缩影。
二、明清时期经堂歌形式和内容的中国化
明清时期经堂歌在文字内容上具有题材广泛、语言简洁的特点。
受当时流行的中国传统蒙学读本的影响，明清时期经堂歌在形式上采用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等蒙学读本的体例，例如，《天方三字经》以中国传统的《三字经》为体例，采用三言韵语的形式；《天方认一宝珍四字经》以中国传统的《千字文》为体例，每句四字，一韵到底。此外，有的经堂歌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进行编写，例如《五更月》就是采用平仄押韵的诗歌形式。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以通俗浅显的形式来阐释义理。正如《天方蒙引歌》所说：“此篇浅语初解出，特为下愚妇孺论。其中至理需参悟，宜歌宜咏可会心。”
明清时期经堂歌是“以儒诠经”的通俗化表现，其内容主要是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融合。例如，清代刘智在其“以儒诠经”的代表性著作《天方典礼》中将儒家思想的“五典”和伊斯兰教的“五功”思想融合，将尽天道与尽人道结合起来，所谓“五典者，乃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之常经，为天理当然之则，一定不移之礼也。”而他的《天方三字经》则说：“修天道，勤五功；尽人道，敦五伦”，强调要“学孝顺，事君师，明长幼，别尊卑。知仁让，习礼仪，谨言动，慎非为”。可见是《天方典礼》的“通俗版本”。
三、明清时期经堂歌音乐的中国化
明清时期经堂歌在演唱时要伴以曲调，由于当时依靠口口相传，并无曲谱留传，很难确定当时的曲调。不过，通过对明清时期经堂歌的内容、形式的比较，可以推断其在音乐形式上主要采用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的曲调，显然具有中国化的音乐特色。
最为明显的例子， 当属清代刘智所作的《五更月》。这首经堂歌借助月亮在“五更”过程中的各种动态的描述，形象地阐释其“以儒诠经”的著作《天方典礼》《天方性理》的思想。《五更月》在文字格式上与当时流行的“五更调”一致。“五更调”是中国传统曲调，早在南北朝时期就由当时的乐工采自民间，在元代之后融入散曲和剧曲，影响更大，被广为应用。刘智所作的《五更月》，在曲调上应该也相承于此，表现出当时中国穆斯林学者主动寻求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尝试。
此外，还有很多民歌型的经堂歌，比如《劝世人》等，通常都采用当地的民歌曲调，流传于宁夏永宁的《习尔林》的前一段采用了古典的“苏武牧羊”的曲调，后一段则有当地民歌“王哥放羊”曲调的特点。实际上，宁夏民歌最常用调式就是中国传统的“徵调五声音阶”及其演变的类型，很多经堂歌，“其旋律均为中国民族五声调式，曲调产生时间虽不可考，但来自中国民间传统音乐肯定无疑。”（马冬雅：《明清回族经堂歌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用》）由此可以大致推断明清时期经堂歌在音乐形式上的中国化特色。
明清时期经堂歌在内容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，在音乐上借用了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的曲调，可谓是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历程的生动体现。对此加以深入挖掘，不但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“以儒诠经”活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，对于探讨伊斯兰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也有一定的意义。
（作者单位为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）
来源：微言宗教